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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总之，在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实现返本开新，能够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既有实践需求的针对性，也能维系学科基本的长远发展。在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还应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但决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和做法，而要做到识别有据、借鉴有度，最终达到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结合。

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有可能不仅仅是中国的，也可能是世界的，个别现象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既不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理论话语，也不强行输出本国的理论模式，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当美国运用长臂管辖理论来对其认为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国外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时，我们就不应仅停留于谴责对方霸权主义行径的政治话语层面，而应创造出与长臂管辖理论相对或可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理论，并且能预见到这一理论可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例如，法治的最低限度内容——法律至上、保护权利、限制权力——就应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话语中得到维系。同时也要看到，新兴科学建设绝非简单地设计法学+课程体系，也即平行地抓取几门传统法学类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进行配方，而是要研究这些新现象、新路径、新方法的引入对法学研究的挑战，以及法学的回应方式。

三是法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交叉（文—理交叉），如地理学、工程学、生物科学等。此非朝夕之功，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更大的纰漏是，上述统计指标又因为忽略制度变异而过窄。

[10] 21世纪头五年，中美两国法学教育规模比较如下表所示：[11]上表显示，2002年是转折的一年各国依其国情、民情而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法律乃是通理。因此，比较法学研究既要关注不同法治文明的交流对话，也要关注同一法治文明中不同要素的融合发展，并通过经验总结抽象出其中的共性和规律性，为当前的法治文化、法治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艾伦·沃森在《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写道，法律的移植借鉴是一项制度发展的捷径，一国的法律可以通过移植借鉴而发展。

例如，德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发展有赖于对民法学和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正如朱塞佩·格罗索在《罗马法史》中所说，罗马法（ius）是一种处于流动状态的复合体，在生活的流动中不断囊括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

其中，吸收外来讲的就是如何对待域外知识资源的问题。探究法治文化背后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战国策·曾子固序》载：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因此，法治文化的比较研究需要穿透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探究其背后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以及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而罗马法也不是一个闭塞的体系，会受到公共法律或官定法律的影响。

民族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法治文化的多元性，亦由此产生了多样的法律形式、多级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各国建立的制度难免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由诸多偶然性的合力所形成的。虽然同样以《法国民法典》作为借鉴，但是《埃及民法典》的编纂者充分考虑了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环境，在充分尊重和利用本国法律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同时，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平衡。不仅要深入研究该国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和理论学说，也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民情，将其转化和发展为 本土资源，以契合本国的法律传统和民族精神。

正如弗莱纳所说，从一种包含有历史、政治和国民经济的混合理论中，德国行政法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法学学科，它有着自己严格的法学方法——从民法学发展而来，并且发展出对公共行政关系进行判断和裁决的法律原则。例如，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基督教和日耳曼文化的相互影响，构成了欧洲文明发展的底色和基本要素。

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它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自然法学说，融合了日耳曼法的内容、各地习惯，西欧的封建制度和教会法也对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教会和教会法扩大了罗马法的传播。总之，在借鉴他国法治经验时，不能照搬照抄。

中世纪以来西欧诸国法律的发展则深受罗马法的影响。1954年，法国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受邀为埃塞俄比亚起草民法典，他博采法国法、瑞士法等诸国法律的内容，完成了《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编纂，但不适合埃塞俄比亚的国情民情，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因此被评价为比较法学家的快事，非洲人的恶梦。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法治的理解和认知，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其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在人类社会和国家制度发展的共性之外，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即民族性或民族特色。比较法研究须坚持以我为主基于法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法律移植与法律的本土化是世界诸多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在同一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也存在着交流和互鉴。

同时，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法律形式也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公元前8世纪埃及国王博利霍利斯的立法影响了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梭伦立法。

例如，法国南部主要适用罗马法，而北部则主要适用地方习惯法，仅以罗马法为补充。因此，法律移植借鉴需要以比较法研究为基础，探索符合本国历史传统、社会基础和时代需求的法治发展道路。

特定的历史传统、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产生特定的民族性，进而形成特有的民族文化。一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律制度，虽然表面光鲜，但不一定适合当今，也不一定适合本国。

因此，比较法研究须坚定文化自信，拓宽理论视野，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从而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实现创新发展。在法学研究中，比较法学天然承担着直面域外法律知识的使命，新时代比较法研究不仅要关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法律秩序，还应当比较不同的法治文明和法治文化及其交流互鉴，在深入研究和充分认知他者的基础上，才可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例如，英国法虽也受到罗马法、日耳曼法、教会法等影响，但基于其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陆诸国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原文明的基本要素吸收接纳部分新的要素而重新组合，形塑出新的文明或文明形式。

相反，1948年《埃及民法典》则被视为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的成功尝试。比较法研究需要有跨越时代的眼光，应立足于那些促使制度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观诸各国的法律移植，其中既有移植法律制度的成功典型，也有借鉴他国思想和制度失败的惨痛教训。当然，这也与《德国民法典》的典范性和德国民法学的发达有关。

法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亦离不开相互交流、融合与借鉴。在中世纪时期，西欧存在着日耳曼法、罗马法、教会法、城市法、商法等不同形式的法律，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功能。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近现代以来，各民族国家的法律形式和法律制度更加特色鲜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加强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合理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服务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法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发展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进入专题： 比较法学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结合、罗马法与希腊文化的融合、日耳曼蛮族的征服与接受基督教，再加上后来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欧洲文明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生成，在旧制度与新思想的激荡中发展。

当然，从事后看，诸多偶然性聚合成了必然性。《汉谟拉比法典》对犹太人的律法和古希腊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法律以不成文的习惯法为主要形式，包括习惯、道德、宗教规范等，但是在不同社会中亦有差别。这些例证表明，不同法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更具活力和生命力。